恶是一种寄生性的破坏力量，它只能消耗秩序，无法创造价值。
当它试图将整个社会纳入绝对控制时，就不可避免地与精英的本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死结。
这个死结的矛盾在于： 控制需要僵化，而精英意味着创造。
精英之所以为精英，是因为他们拥有突破边界的认知能力和对复杂性的驾驭力。
但高度控制政体的合法性建立在消除一切不确定性之上。
为了维稳，它必须将社会削足适履地塞进一个极其狭隘的意识形态模具里，要求绝对的思想一律。
在这种体制下，能力不再是资产，而是威胁。
一个能看透系统漏洞、提出替代方案的精英，在正常的政治秩序中是国之栋梁，在高度控制政体中却是必须被防范的潜在颠覆者。
政体需要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人，而是服从指令的工具，而真正的精英一旦被工具化，就宣告了其精神生命的死亡。
最典型的例证之一便是20世纪绝对权力体制下的科研与文教领域：大批拥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文学家与法学家，仅仅因为坚持专业判断，不愿迎合政治叙事，便被打入另册、剥夺研究资源乃至人身自由。
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内部整肃时期，大量顶尖经济学家、军事理论家与工程专家遭迫害，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政权驱逐特定族群科学家与异见知识分子，最终都直接导致核心领域创新能力断崖式下跌，这正是僵化控制扼杀精英创造力的直接后果。
随之爆发的第二个致命矛盾是： 单一叙事的运转，必然要求对真理的绞杀，而这会直接摧毁精英的心智基础。
高度控制的政体无法面对真实，因为真实的底层满是剥夺与强制的疮疤。
它必须构建一套庞大且无孔不入的虚假叙事网络，要求所有人进行“明知是假却必须当真”的表演。
对于普通人，这或许只是一种生存的妥协，但对于拥有高度智识与逻辑自洽需求的精英而言，这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杀。
这种绞杀是全方位的：
它逼迫历史学者粉饰灾难，将千万人的悲剧篡改为一曲赞歌；
它逼迫法学者指鹿为马，将赤裸裸的构陷包装为神圣的正义；
它逼迫经济学者伪造繁荣，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吹嘘为史无前例的奇迹。
这种要求精英主动切除大脑前额叶的仪式，每一场都是对他们毕生所学报复性的羞辱。
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，尤其是那些拥有超越性追求的精英群体。他们渴望将自己的才华投射到某种崇高的公共利益之中。然而，高度控制的政体最阴暗的手段，就是对价值的彻底垄断与扭曲。
高度控制的政体会抽空精英的“意义感”，切断了他们与公共价值的纽带。
认知失调会在精英内心撕裂出巨大的心理伤口，他们无法在长期的自我欺骗中保持灵魂的完整，这种由虚假叙事带来的道德污名感，会逼迫他们做出选择：要么闭嘴枯萎，要么用脚投票。留下来的，只有那些彻底阉割了思考能力、精致且麻木的利己主义者。
在权力面前，任何不被允许的善意都被定罪，任何独立的道德评判都被视为大逆不道。精英们会痛苦地发现，自己满腹经纶、才华横溢，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却只是随时可以碾碎的耗材。当“劣币驱逐良币”成为不可逆的系统性铁律，当谄媚之徒身居高位而坚守底线者沦为边缘，精英群体便陷入了深重的存在主义危机。他们不再认为这个系统值得效忠，因为系统本身已经丧失了任何道德正当性。
因此，高度控制的政体对待精英的方式，本质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“系统性截肢”。为了防范所谓的异端，它必须建立基于猜疑与牵制的内部防范与清洗机制。
在这套零和博弈的规则下，平庸成了最高级的护身符。
越是愚蠢、越是盲从，越能获得权力的信任，越是清醒、越是卓越，越容易招致灭顶之灾。
这种逆淘汰机制，表面上清除了不稳定因素，实质上却是系统在疯狂地剥离自己的大脑与神经。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，主动放弃了应对复杂现实性挑战的能力。
极端政体在末期之所以必然走向“空壳化”，是因为其权力的维系逻辑与维持系统运转的逻辑产生了根本冲突。
由于高度控制体制的生存高度依赖于绝对服从，它必然会通过逆向淘汰，将那些具备独立思考能力、掌握经济与科技规律的专业人才驱逐或消灭。
因为国家机器的实际运作必须依赖这些专业大脑，所以随着人才的流失，庞大的国家机构就失去了履约能力，只剩下强制力层面的空转。归根结底，这是因为恐惧机制只能解决“不反抗”的问题，无法解决“如何建设”的问题，缺乏专业意志支撑的权力结构，最终必然只剩下物理躯壳。
这就从深层解释了高度控制政体的“伪强大”本质。
它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力量庞大，是因为它的运作方式绕过了正常社会发展的成本限制。
它不需要考虑个体的代价，所以能用极其惨烈的人员消耗来换取工程或极端事件的推进；
它不需要从头培养，所以能直接占用前人留下的财富和人才底子；
它在发展初期只需要照搬现成的经验，所以能靠强行集中资源来快速出成绩；
它不受舆论和道德的制约，所以在对外冲突中能表现得异常决绝。
因为这些手段省去了正常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时间和妥协成本，所以在短期内制造出了力量惊人的假象。
但这种省去成本的捷径，必然导致后续发展的中断。
因为前人的底子总有挖空的一天，而现成的经验也总有抄完的时候。
当社会发展到需要靠自己摸索新出路时，高度控制的政体为了保证绝对服从而打压自由思考的做法，就会直接阻断新知识的产生。
一个无法产出新思想的地方，自然留不住需要用脑子解决实际问题的人，结果就是科技和经济双双停滞，庞大的体系造不出能满足实际需求的东西。
当这个系统连基本的物质供给都做不到时，哪怕是靠着它吃饭的内部高层，也会为了保全既得利益而选择向外部转移资产，整个系统由此变成了一个没有内核的空架子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因果规律：正常社会的力量来自不断自我更新的循环，所以能持续运转，而高度控制政体的力量来源是单向的消耗，没有自我修补的能力。
它前期表现出的不可阻挡，仅仅是因为把破坏力集中释放了出来，依靠着庞大的惯性在往前冲。这种只消耗不更新的模式，注定无法长期维持，它前期透支得越猛，后期基础崩塌得就越快。
当一个社会的精英开始以沉默、流亡、出走或精神死亡来回应时代时，这就是高度控制体制走向终结的最确切信号。
恶永远是虚弱的，因为它除了依靠吸血维持暂时的庞大之外，毫无内生力量。
来源：青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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